徐小明，那个在时代夹缝里点灯的人

第一次见到徐小明，是在镇子西头的老戏台前，那年我七岁，他大概五十出头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握着一根斑竹棍，站在一堆破旧的木箱中间，箱子开着口，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戏服、断了线的木偶、生了锈的锣钹，风一吹，戏台上扬起薄薄的灰，他却像一尊钉在时光里的像,一动不动地望着台下空荡荡的长条凳。

“这是徐小明，”外婆小声说，“以前戏班子的班主，啥都没了。”

“那他在看什么？”我问。

外婆没回答，只是叹了口气,拉着我走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徐小明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“打城戏”师傅，打城戏，那是我们闽南一带的老戏种，专演目连救母、地狱变相之类的故事，锣鼓喧天，鬼神齐出，热闹中带着一股子幽深的人情味，徐小明年轻时，带着一个三十多人的戏班，走乡串镇，红过半边天，可后来电视进了村，录像厅开了张，年轻人都去听流行歌了，戏班的台口一年比一年少，班子散了，徒弟走了,连他亲手养大的几个角儿也去了城里的夜总会唱流行歌。

徐小明没走，他把那些行头收进木箱，堆在老戏台后头，隔三差五就去晒一晒，擦一擦，有人笑他傻：“守着那堆破玩意儿，能当饭吃？”他也不恼，只是笑笑，点一根烟，坐在戏台边，眯着眼看天，烟灰落下来,像极了他戏里撒的纸钱。

我念初中的时候，有个晚上，突然听到老戏台那边传来锣鼓声，跑过去一看，戏台上亮着几盏汽灯，徐小明一个人站在台中央，脸上画着半张脸谱，左手持钹，右手敲锣，嘴里一会儿是判官，一会儿是鬼卒，一会儿又是那哭天抢地的目连，台下稀稀拉拉坐着几个老人，还有个小孩，就是我，那天夜里风很大，汽灯晃得厉害，他的影子投在幕布上，忽大忽小，像一群鬼魂在跳舞，可他的声音却稳得很，穿过风，穿过夜色,一直钻进人的骨头里。

唱到“目连挑经”那一段时，他忽然停了，台下几个老人也静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走到台口，蹲下来，平视着我们，说：“这出戏，我唱了四十年，会唱的人，只剩我一个了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但我不唱，这世上的阎王殿就少了一道门，多一道门，阴间的人也能喘口气。”

我当时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只觉得有股说不出的苍凉，像秋末的霜,悄悄落在少年的心上。

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，再后来，去了更远的地方，每次回家，都会路过那座老戏台，戏台还在，只是更破了些，台板烂了几块，幕布也扯了，徐小明坐在台下，身子佝偻了，头发全白了，听说他这些年收过几个徒弟，都是些在城里混不下去的闲汉，学了两天，又跑了，他一个人,还在那里。

有一年冬天，听说徐小明病了一场，差点没挺过来，我妈说，他在医院里，半夜忽然坐起来，念了一段“开地狱”的台词，吓得同病房的人以为他疯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是他给自己念的。

病好了，他更不爱说话了，但他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：找来几个木匠，把老戏台重新修了一遍，台子还是那个台子，但柱子换了新的，漆也重新刷了，鲜红鲜红的，像从旧时光里硬生生挣出来的一抹血色，落成那天，他在台前放了一串鞭炮，噼里啪啦地响了好一阵，没人来贺，他就一个人站在那儿，对着一片空地说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徐小明，不曾断根。”

去年，县里要搞“非遗”申报，有人想起了徐小明，一帮文化馆的年轻人扛着摄像机去拍他，镜头前，他穿上那件旧戏服，画上整脸，锣一响，整个人的精气神“腾”地就上来了，那一刻，你一点也看不出他快八十了，他的眼里有火，有鬼，有整个幽冥世界的秩序和慈悲，拍完，年轻人们都鼓掌，说“徐老师，这就是文化”，他没接话，只是卸了妆，把那套戏服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木箱里,锁上。

我后来问他：“叔公，这戏，是不是传不下去了？”他摆摆手，说：“传得下去，哪怕有一天这世上没人唱了，只要这戏台还在，风还从这梁上过，锣鼓点就还在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又指了指天：“这儿听得到，那儿也听得到。”

老戏台还在，徐小明也还在，只是他的背更弯了，步子更慢了，偶尔，有孩子跑到台上去玩，他坐在下面看，不说话，嘴角却挂着笑，远山如黛，暮色苍茫，他的身影渐渐融进黄昏里,像一幕即将散场的戏。

可我知道,那盏灯还没灭。

在时代夹缝的暗处，有一个人，守着最后的锣鼓，一声，一声,为整个世界招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