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骨与背影—忆任教授的二三事

认识任教授,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。

彼时我刚入大学,对一切充满好奇，又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怯懦，系里安排了一场新生讲座，主讲人便是他，印象中，教授多是不苟言笑的，他却不同，走上讲台时，他穿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，头发灰白而整齐，步履不疾不徐，他没有立刻开始讲那些高深的学问，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副老花镜，缓缓戴上，然后抬眼看了看我们，眼角漾开一些温和的纹路，说：“看到你们，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条件苦，但心里有一团火。”就是这句话，让整个教室都静了下来。

任教授的课,起初并不以生动见长，他讲的是古典文学，那些泛黄卷帙里的句子，经他一念，便有了特殊的重量，他念杜甫的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声音不高，却像是从极深的地方透上来的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他说，做学问如做人，第一要义是“诚”，对自己诚，对文字诚，对历史诚，那时我们尚不能完全领会，只觉得在他面前，任何一点浮躁与取巧的念头，都会显得格外刺眼，无处遁形。

有一回,我写了一篇关于魏晋风骨的习作，自觉得意，便冒昧地去敲他办公室的门，房间不大，四壁皆是书，他正伏在案前写着什么，见我来了，摘下眼镜，认真地看起来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站在一旁，心里有些忐忑，良久，他才抬起头，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只是指着我文中的一处，轻声问道：“你说这是一种‘放达’，但你真觉得，那背后没有一点悲苦与无奈么？读书，要读到文字的背面去。”他并没有直接给我答案，但那一个下午的追问，比我之前读过的许多书，都来得深刻，临走时，天色已晚，他送我至门口，走廊里光线昏暗，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株经霜的老树，安静而有力量。

日子久了,断断续续从别的老师那里听到些他的事，他年轻时历经波折，下过乡，做过许多与学问全无关系的活计，但那些年月，非但没有磨损他的心志，反而让他将根扎得更深了，当不少人追逐着更热闹、更时髦的课题时，他依然守着自己那一方清寂的园地，一字一句地校勘，一点一滴地考据，做着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“笨”的功夫，他不喜应酬，很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，但他的学生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提起他，都会由衷地生出敬意，我想，这便是风骨了，不是写在文章里给人看的，而是一种活出来的样子。

毕业之后,我离开了那座城市，在生活的浪潮里跌跌撞撞，与任教授的联系也渐渐少了，只是偶尔在深夜里翻看旧书，看到他在扉页上用铅笔写下的批注，那清瘦有力的字迹，便会想起他办公室里的灯光，和那个穿着中山装的背影。

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,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，一位同窗发来信息，说任教授走了，走得安详，那一刻，握着手机，我竟怔怔地说不出话来，窗外是喧闹的、车水马龙的世界，而我心里，却有一块地方，倏然间空了。

我没有回去参加告别仪式,只是在那天晚上，独自坐在书桌前，翻出了他当年赠我的那本诗集，灯光下，纸张已有些泛黄，他的字迹依旧清晰，我忽然明白，有些人是这样活着的——他们平日并不喧嚣，甚至有些寂寞，但他们把风骨与精神，都刻在了时间里，刻在了后辈学子的心上，他们留下的，不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而是一座沉默的、指引方向的航标。

任教授走了,但又好像从未离开，每当我拿起书，每当我提笔想要写下些什么的时候，他那句“要诚”的叮嘱，便会从岁月的深处清晰地浮上来，沉甸甸的，让我在这纷繁的人世间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