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披星戴帽

凌晨四点半，我推开家门，风像一把生锈的刀，从领口灌进去，贴着脊梁骨往下刮，天还是黑的，几粒星子悬在东南角，碎玻璃似的，亮得扎眼，我裹紧外套，朝巷口走去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，一会儿折在墙根，一会儿又铺在路面上,像另一条走不完的道。

巷口的早餐铺亮了灯，老陈正往蒸笼里码包子，白汽腾起来，把他的脸熏得忽明忽暗，他见我来了，探头往天上望了一眼，说：“还挂着星呢，今儿个算是‘披星’出的门。”我笑，在他的条凳上坐下，接过一碗豆浆，豆浆烫嘴，我小口小口地啜着，老陈又去揉面，一双手在案板上起起落落,像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。

“老李头走了。”老陈忽然说，手没停，“昨儿夜里的事，他儿子天不亮来敲门，说人没了。”

我愣了愣，老李头是这条巷子里起得最早的人，我赶早班这些年，无论多早出门，总能看见他坐在自家门前的石阶上，披一件磨光了领口的旧棉袄，手里端只搪瓷杯，茶早就凉透了，他也不喝，就那么坐着，看天，看路，看来来往往的野猫，有回下霜，我劝他进屋，他说：“不碍事，等人呢。”等谁？他不说，后来听老陈讲，老李头年轻时候跑船，一出门就是大半年，他媳妇就天天早上坐门口等，带着满头的霜，后来媳妇先走了，换他等,等一个永远不会再推门进来的人。

“他这一辈子，不是‘披星’，戴月’。”老陈叹了口气，把一块面摔在案板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

我把豆浆喝完，胃里暖起来，身上也有了劲，走出早餐铺，天边已经隐隐透出一线蟹壳青，巷子深处的早点摊、修车铺、报亭，都窸窸窣窣地亮起灯来，像河面上一盏接一盏亮起来的渔火，骑电瓶车的人从身边掠过，后座上绑着成捆的青菜，车筐里插着保温杯，一晃一晃的，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，鞋带散了,也来不及系。

一只野猫从墙头跳下来，立住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它嘴是黑的，背是白的，像顶着一片未化的雪，风又紧了些，天边那几粒星子渐渐隐了，像是被融化的夜吞了进去，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五点半,还有一小截路要走。

三年前，我也不是这样早出晚归，那时在写字楼里，早高峰的地铁把人挤成纸片，晚高峰再把人一张张摊开来，揉皱了丢回家里，后来公司散了，人散了，办公室的绿萝来不及带走，在窗台上疯长，我在家躺了半个月，终于有天晚上，因为失眠，索性四点钟爬起来出了门，街上没人，店铺还没醒，只有环卫工一下一下扫地的声音，像时间咬着后槽牙，我无端地想起一句诗：“更深露重，披星戴月。”那时戏文里总唱那些赶考的、奔丧的、逃荒的人，背着包袱，踏着霜，一程一程地走，我想，人活着，大概总有几段路是黑天里走的，天亮不亮，由不得你，走不走，也由不得你，你只能把自己裹紧了，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挪，或披星，或戴月，或风里,或霜里。

到了，我掏出钥匙，插进斑驳的锁孔里一转，门开了，屋里还黑着，我没有开灯，摸到窗边把窗帘拉开，天已经半明半暗了，像一块褪了色的蓝布，东边被谁用指甲划开一道口子，渗出些淡淡的灰白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开始读昨夜来不及读的书，字在纸页上浮起来，又沉下去，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地漫进来，漫过窗台，漫过桌角，最后落在我的手指上,暖的。

我知道，那几颗星还在，只是看不见了，它们贴在越来越亮的穹顶上，像盐粒化在海水里，像一个人曾经存在过，又不声不响地散了，而月亮呢，月亮或许正悬在地球的另一面，照着另一个行人的路，他或者她，也许刚从什么地方出来，也许正要往什么地方去，肩上落着霜，眉间结着露，一步,又一步。

我听见巷子里热闹起来了，卖油条的吆喝声、自行车的铃声、谁家窗户里传出来的新闻联播声，此起彼伏，王阿婆家门前的腊梅开了，香气隔着半条巷子钻进来，清洌洌的，我合上书,该出门了。

或披星，或戴月，星月都不在人头顶的时候，人自己便是那一点光，微弱,但走着。

推开门，天已经全亮了，巷口那棵老槐树上，不知什么时候落满了麻雀，叽叽喳喳的，像是把一整个冬天的沉默都抖落下来，我往车站走，影子在身后，不慌不忙地跟着，风还紧,但我已经不那么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