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纸十八年

老周把那串钥匙放在我手心时，沉甸甸的，带着他掌心的温度，钥匙是黄铜的，齿痕已经磨得有些圆钝，像被时光啃噬过的老物件，我抬头看这栋二层小楼，爬山虎攀满了东墙，西墙根下一丛月季开得正盛,不管不顾地红着。

“十八年。”老周伸出两根手指，又比了个“八”，“租约就签十八年，一分钱不多收你的，十八年后，这房子你原样还我。”

我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，笔尖悬了半秒，十八年，从三十岁到四十八岁，是一个人最好的光景了，我忽然觉得这一笔下去，签下的不只是一份租赁契约，更像是把自己的一段人生,抵押给了这所房子。

房子是老的，木楼梯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，像在跟每一个经过的人打招呼，我搬进来的第一个春天，就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，树苗细伶伶的，风一吹就歪，隔壁阿婆隔着矮墙探过头来：“后生，这树要长到能结果，得好些年呢。”我说是啊，十八年总够了吧，阿婆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漾开,像一枚风干的核桃。

日子是过得快的,特别是当你不去数日子的时候。

第二年，枇杷树长高了一截，我的画室在二楼朝南的房间安了家，阳光好的时候，整间屋子都是金色的，连空气里的尘埃都看得分明，浮浮沉沉的，像无数个微小的日子，我画枇杷树的四季，画窗外的爬山虎如何一寸寸占领墙面，画西墙的月季开了又谢，画到第五年的时候，隔壁阿婆走了，她的儿女来收拾遗物，把一盆君子兰送给我，说阿婆交代的，这花她养了十几年，怕搬走了不适应,留在这院子里最好。

君子兰年年开花，橘红色的,像一团静静燃烧的火。

第十年，枇杷树第一次结果，不多，三十几颗，我踩着梯子摘下来，盛在一个青瓷盘里，果子是黄的，微微泛着红，像晚霞的颜色，那天我在树下坐了很久，吃一颗，看一会儿天，风从巷口吹过来，带着邻居家厨房的饭菜香，我想起老周说的“原样还我”，可是十年了，这房子早就不一样了，墙上有我钉的挂钩，窗台有岁月磨出的裂痕，院子里还多了一棵会结果的枇杷树，这些，算不算“原样”呢？

第十三年，我结婚了，妻子也喜欢这老房子，她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温度，我们在院子里办了一场小小的仪式，就请了几个至亲好友，枇杷树已经高过院墙了，浓荫匝地，风过时叶子沙沙地响，像是也在举杯，那天晚上宾客散尽，我和妻子坐在台阶上，她把头靠在我肩上，说：“还有五年。”我知道她说的什么，还有五年，租约就到期了，这五年，是我们还能和这房子、这棵树、这满墙的爬山虎共同拥有的时间。

原来人对自己住过的地方，是会产生眷恋的，不是眷恋那几间屋子，而是眷恋屋子里流淌过的岁月,眷恋那些已经变成了记忆的日子。

第十八年，枇杷又熟了，这一年结得特别多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，我打电话给老周的儿子——老周前年走了——说租约到期，房子该还了，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爸走的时候交代过，说那房子跟你签了十八年，他说如果十八年后你还想续，就再续十八年；如果你不续了，就把房产证给你送过去，他说，一个能在老房子里住十八年的人，这房子就是他的了。”

我握着电话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窗外的枇杷树在风里轻轻摇晃，果子黄得透亮,像是把十八年的阳光都攒在了里面。

后来我没有续租，也没有接受赠送，我把房子按市场价的七成买了下来，用那笔钱在老周的老家捐了一间图书室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和妻子的名字，还有一棵枇杷树，被物业登记为“院内附属物”。

每年枇杷成熟的时候，我都会摘一些，分给邻居，寄给朋友，有时候会有年轻人路过，在门口张望，说这房子真有味道，我请他们进来坐，泡一壶茶，看他们的目光在木楼梯上流连，在爬山虎的绿荫里停留，我会说，这房子我租了十八年，现在它归我了，但我觉得，我从来就没有真正“拥有”过它。

它只是借我一程，让我把十八年的日子，过得像一场悠长的、有回甘的梦。

枇杷树还在长，每年往高里蹿一点，像要把它没有过的青春都补回来，而我知道，等到哪一年它不再结果了，它还是会在春天开满一树的花,香得整条巷子都闻得到。

就像有些东西，租期到了,却永远留下了。